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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1年中国经济金融形势 金融时报社专家座谈会发言摘要
关于稳定物价、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建议
  来源:金融时报  浏览字体:【    

本报专家组成员  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司长 盛松成

    我说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针对物价上涨,这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第二个观点是只有通过市场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负利率问题;第三个观点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我国正面的影响明显大于负面影响。

    第一,物价上涨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2010年11月,我国CPI同比上涨5.1%,创28个月来的新高。预计2010年全年CPI上涨3.3%左右。2011年,预计一季度和上半年翘尾因素均在3.5%左右,全年翘尾因素在2.7%左右,全年CPI涨幅将达到4.5%左右。物价上涨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预计明年物价涨幅较大的根据之一是上游物价的上升,11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1%,比上月提高1.1个百分点;人民银行监测的企业商品价格同比上涨8.6%,创27个月以来的新高。同时,居民预期物价仍将继续较快上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50个城市的20000份城镇储户季度问卷调查,2010年四季度,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居民当期物价满意指数降至13.8%,达到1999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低值;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升至81.7%,为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点。总之,物价上涨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应予以高度重视。

    第二,通过利率市场化从根本上解决负利率问题。12月25日,人民银行宣布年内第二次加息,这不仅有利于抑制通胀,也有助于改变负利率现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负利率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增强利率的弹性,使利率及时反映价格总水平的变化。2004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直至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将利率定价权更多地赋予金融机构。目前贷款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市场供求决定,同业拆借利率、回购利率及债券、理财产品、信托计划的收益率也已经放开。近年来,个人持有的信托理财资产增加较多,公众对收益率高于法定存款利率的金融产品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2010年11月末,人民币个人理财资金余额比2009年末增长46%,比2006年末增长10.6倍;人民币个人理财资金占储蓄存款比例从2006年末的0.75%提高到2010年11月末的4.78%。截至2010年12月21日,2010年发行的人民币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2.77%,12个月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3.55%,分别比这次加息前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高0.27和1.05个百分点。市场化利率明显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水平,也接近或超过了消费物价指数。

    当前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鼓励金融机构推出更多的理财产品,继续按照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思路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允许存款利率向上浮动一定幅度,逐步将加息预期转变为市场定价。这样,既有助于改变负利率状态,抑制通货膨胀,也能有效推进利率市场化。

    第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国内经济的正面影响明显大于负面影响。今年6月19日,我国启动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截至12月29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3.06%。

    为全面评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我们近期对全国5000余户工业企业以及浙江、广东、辽宁、四川、上海等12个省市的2100余户外向型中小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样本覆盖了全部所有制类型、贸易方式和39个工业行业中的37个,12个参与调查省市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90%。同时,我们对经济总量数据进行了分析和测算,我们的结论是:人民币小幅稳步升值对国内经济的正面影响明显大于负面影响。升值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影响轻微,而同时降低了进口成本,缓解了通胀压力,提升了企业竞争力,促进了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

    从企业调查的情况看,当前外向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良好,接单、用工和关停并转情况正常;对于当前汇率变动,79.3%的外向型中小企业表示能够接受;70.3%企业认为当前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价格上涨,47.6%的企业认为是劳动力价格上升和招工难,认为是汇率变动的企业比例为35.7%,排在第三位。

    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成本,减轻了国内物价上涨压力。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尤其是降低大宗原材料价格,缓解了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同时,进口产品价格下降,也可以抑制国内替代品价格上涨,从而降低价格总水平。从企业调查的情况看,6月19日以来,人民币升值导致企业进口成本下降0.8%,产品销售价格下降0.4%。我们的测算也表明,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将使进口价格下降0.7个百分点,CPI下降0.34个百分点。6月19日到12月29日,人民币升值3.06%,将最终推动我国CPI下降1.04个百分点。

    第二,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竞争力,有利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汇改前,有人担心出口企业应对汇率变动的承受能力较弱,汇率升值会造成企业大量倒闭,出口大幅下滑。今年汇改重启以来,也有一些关于汇率变动造成了企业有单不敢接、辞退工人和停产倒闭的报道。而实际情况是,这些担心和报道从利润率和换汇成本角度进行静态分析,对汇改的副作用估计过高,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估计过低。根据我们的调查,81.5%的外向型企业表示,人民币汇率升值促使生产效率提高、成本控制水平上升,59.3%的企业反映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进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可以灵活调节国内外相对价格,引导资源向非贸易品部门、服务业部门、生产效率高的部门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初步测算,2010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8%,分别比2005年和2008年下降16.3和2.2个百分点。

    第三,人民币升值促进了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缓解了外汇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人民币升值通过降低进口价格,扩大了进口,抑制了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促进了我国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缓解了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我们的测算表明,假定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3%,将使全年进口增加0.3%,出口减少0.6%,贸易顺差减少6%。

    总之,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测算,人民币小幅稳步升值对国内经济的正面影响明显大于负面影响。我们要继续按照主动、渐进和可控的原则,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给企业提供较充足的调整时间和相对准确的汇率变动预期。

 

稳健货币政策的提出是大智慧的体现

本报专家组成员 李连仲

    当前社会上对于如何理解稳健货币政策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我认为稳健就是稳健,既不是适度宽松,也不是适度偏紧。因为根据明年相关经济金融数据GDP按8%,CPI按4%可以推算出,2011年的贷款规模也就在7.12万亿元左右。你说是紧还是松?这一规模不能认为松,也不能视为紧,跟2010年7.5万亿元相比没有多大差别。但是,这对我们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银行需要选择更为优质的客户,贷款质量必须有保证。

    稳健货币政策的提法既可进,亦可退,是大智慧的集中体现,显示了我们国家对于当今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比如,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国大量印制美元,近一阶段的通货膨胀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十月份CPI中国是4.4%,巴西是5.2%,俄罗斯是7.5%,印度是9.8%,金砖四国都在采取加息等手段予以应对。如何渡过这个难关,防止这种情况蔓延,稳健货币政策的出台是正确的选择。再如,明年“十二五”开局、新项目上马,这些都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所以我觉得稳健货币政策包含的东西非常全面,不单纯光是一个货币问题,也体现出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变化给予了判断与应对。

    至于当前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我认为除了货币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因此解决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需要采取综合措施。而且CPI上升以后,对于有大量存款的人群和没有大量存款的人群,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

    一方面,针对低收入者重点要解决的是物价补贴和就业问题。物价上涨工资没有涨,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为此要发一定物价补贴。但是对他们而言,仅有物价补贴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给他一个稳定的就业。就业保障不了,失业补贴也只是最低生活标准,生活水平仍然会下降,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现象。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段话,强调稳健货币政策资金的投向主要是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小企业。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到位,小企业能安排就业,“三农”提供粮油、食品和蔬菜,就业和吃饭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社会就稳定了。小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能安排社会75%的就业,解决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就可以让它们扩大生产,吸纳更多人的就业,这是我们渡过当前通货膨胀难关的一个重要措施。

    另一方面,针对在银行有较多存款者的重要措施就是要合理加息。在通货膨胀率上升时要保障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财产不能缩水太快。今年第一次加息时存款减少7000亿元,股市和基金的新开户增加10%。我觉得第二次加息对稳定有大量存款的人产生了相应的心理作用,他们没有把钱转移到股市去,说明第二次加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如果长期负利率,他们就要把钱挪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当前要解决好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再有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所谓“热钱”也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境外资金进来,它为什么能快进、快走,一会儿到股市,一会儿到房市?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发展层次和国外有差距,表现在金融产品少、金融组织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因此,我们要研究,热钱可以进来,但进来之后如何让它慢走,将其引导到农业、高科技、西部大开发上去,或者到小企业里面去。我们要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发展,鼓励金融创新,充分发挥金融衍生品、金融工具、金融组织的作用,使他们形成合力,既能吸纳境外热钱,又能管得住,正确疏导它们的流向,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推动我国由经济大国转变为金融大国最后转变为金融强国。

 

治理通胀要多管齐下 需要综合性前瞻性管理

本报专家组成员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

    刚才几位专家的发言对我们很有启发。目前整个银行信贷管理还是要合理适度,考虑中国经济对资本的需求非常大,在融资需求很大的时候,如果提供的融资规模与需求有非常大的缺口,将会导致市场上一系列信号出现问题,这需要关注。

    关于物价问题。我认为物价上涨压力不小,要看到明年管理和控制物价方面采取的一些有利条件。在措施方面,首先,2011年物价上涨压力确实不小。第一就是土地和劳动力供给不足,促使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上涨压力下;从土地看,大量农用地转为居住用地,导致局部农产品供给失衡,这是个基础的问题。第二是工资和资源品价格逐步上升的推动,即成本推动性压力。工资上涨最近几年在城市也比较明显。工资提升对消费有所拉动,商品需求上升对于物价上涨也有推动作用。对于资源产品价格,现在有很多行政干预,调控压力稍微松一下仍会上涨。第三是短期流动性过剩,2010年整个融资情况,通过商业银行信贷估计不止7.5万亿元,可能是8万亿元左右,这一块对于通胀形成的压力应该在明年会逐步释放,信贷和货币供应对物价影响(的时滞)是3至4个季度。第四是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走高,加大了输入性通胀压力。如石油价格,上涨是个大概率事件,现在是90美元,明年有可能达到100甚至120美元,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尽管是弱势复苏,价格上涨可能还会很大。第五是通胀预期还在发展。我们说管理通胀,但这个预期还在加强,使通胀预期得到一定缓解还要做很多工作。我们既要看出物价上涨压力,也要看到明年一系列使物价能够相对平稳运行的条件,这个需要宣传,需要做一些研究和分析。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从总体情况看,现在产能是过剩的。第二,大部分包括一些主要的制成品,供求关系基本上是平衡的;还有就是目前粮食和猪肉等大宗商品还有库存,有比较好的供求调节机制。这一轮物价上涨在这些方面涨幅还是比较缓慢的,跟那些炒得比较凶的商品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说明供求关系调节机制还比较有效。我认为,最近出台的很多措施,对于控制在流通领域的炒作应该有比较强的抑制作用。第三,还有一点,明年人民币升值幅度有可能会比今年大一点,对资本输入也会有一定抑制作用。还有就是明年对于原来计划中资源品价格改革步伐相对会小。最后是货币政策会继续向收紧的方向发展。今年信贷投放增速会在19%以上,明年能够回到16%、15%左右。我觉得,明年物价,对一季度肯定是一个比较高的预计,包括同比因素,还包括天气、季节、节日等因素。今年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在明年作用会逐步发挥出来,尤其是货币政策,在明年下半年影响会显现。考虑到现在物价上涨推动因素相当复杂(有六对因素:成本因素和需求因素、境内和境外因素、基础性因素和突发性因素、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市场因素与制度因素、现实因素和预期因素),各种类型因素都在综合性地影响物价上涨,治理通胀还需要多管齐下,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进行调节,需要采取综合性前瞻性管理,这非常重要。

    从治理通胀来说,除货币政策外有很多方面需要关注,比如流通环节,这其实是目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基础性因素,包括流通环节收费标准、控制操作等等一系列问题。国家应该扶持大型农业生产企业,让这些大企业与大超市对接起来,使得大超市商品价格比较稳定。当然,这个做起来可能要有一个过程。在这方面,地区性农产品供求关系平衡非常关键,流通中的问题也是由于地区性不平衡。如果地区可以很好平衡的话,流通环节会相应短一些,而且比较容易控制。这方面地方政府责任是重大的,很多地方原有的蔬菜基地现在一半以上没有了,剩下的可能只有1/3或更少,蔬菜价格不涨才怪。

    另一方面就是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目前处在中间阶段。我觉得,这阶段还有几个方面措施应该有比较前瞻性的考虑,首先是利率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现在的利率水平还是偏低。要使利率水平能够跟经济增长尤其是物价上涨很好匹配起来,首轮升息一年期应该达到3%以上。

    其次,人民币升值可以在2011年适当快一些。从实际情况看,对于出口行业影响并不像沿海地区反映得那么强烈。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们出口行业市场份额实际上是提高了的;虽然人民币有了升值,但我们出口情况还是保持比较好的状态。再长期考虑中国经济转型的需求,升值稍微加大一点幅度,我认为对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我说稍快,应该是阶段性的快。现在升值出现一个状态是有一段时间升,过一段时间就不动了,没有规律可寻。我们肯定不可能接受10%以上,甚至15%至20%的一次性升值。一段时间升值以后出现一个平缓波动,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信号不太容易判断。所以我觉得要使汇率变动有弹性,有阶段性明确变化,有规律可寻,对资本流入可能会有抑制作用。升值幅度加快以后,对抑制物价是有好处的,进口东西相对来说更便宜,同时对于资本进入也会起到抑制作用。

    还有准备金率还要进一步上调。如果说明年由于我国汇率变动或者其他因素的变动,外汇并不是太多,准备金率没有必要那么频繁上调。目前情况看,商业银行头寸已经是比较紧的,这跟今年以来已经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关系,不仅是小银行资金偏紧,大银行也是资金偏紧,明年在工具使用上还是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2011年商业银行机遇与挑战并存

本报专家组成员  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研究总监兼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 詹向阳

    我想从微观角度,即作为银行,我们是怎么看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形势的。2011年宏观政策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以期在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抑制通胀,调整结构。就货币政策而言,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主要采取总量对冲、增量控制与适度升值、谨慎加息、适当管制流入资本的对策来收缩流动性,并管理好通胀预期。其特点:一是2011年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具备上调的空间;二是2011年利率仍有数次上调的可能;三是2011年全年新增贷款可能维持在2010年的水平;四是2011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或大于3%。

    我认为,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是正确和必要的。但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实事求是地确定总量控制的力度,防止货币和贷款总量的过度收缩,造成经济正常增长所需资金的不足。二是要注意发挥财政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因为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调整工具,调结构的任务更多应由财政政策承担。

    2011年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第一个问题:2011年宏观形势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机遇。

    首先,上调存贷款利率有利于商业银行扩大净息差。由于活期存款利率在历次加息的政策中通常保持不变,加息对存款成本的上升推动有限;贷款重新定价速度快于存款,使得贷款收益率的上升先于存款成本的上升,因而2011年如果再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将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净息差。而且,央行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变为“稳健”,将提高贷款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整体贷款议价能力。当然也不排除利差继续收窄的可能,因为央行可能会采取非同步加息政策。如果加息加大了企业贷款成本,较大影响了企业利润,企业将向宏观当局施加影响,很可能迫使央行放缓贷款加息的速度和幅度,从而使商业银行的利差进一步收窄。

    其次,“走出去”将带来人民币跨境业务机会。近年我国大型机电产品出口及大型承包项目迅速增长,新兴市场的需求成为外贸的新增长点,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连年快速增长,这为商业银行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以及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本外币一揽子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行业务带来较大的发展机遇。

    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好发展前景带来银行业务发展契机。商业银行可以建立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和贷款评审制度,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良好发展前景为商业银行推进这些领域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金融产品创新带来契机。经济结构的调整还将为商业银行的个人消费、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业等相关领域的信贷增长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低碳经济良好发展前景为银行创新发展碳金融业务带来机遇。商业银行可以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绿色信贷”发展;拓展低碳经济相关中间业务创新,主要包括碳金融中介服务和理财产品、低碳产业融资租赁业务和保理业务等;择机介入碳交易市场;开发碳金融衍生品,如碳资产证券化、碳交易CDS。

    第二个问题:2011年宏观形势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挑战。

    2011年宏观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风险压力加大,另一方面是加大了盈利的难度。

    风险压力方面,一是人民币升值将放大银行汇兑业务及信贷业务风险;二是加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力度增加银行代偿性风险和资本充足率压力;三是存款准备金率或将继续上调,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四是随着宏观调控的深入推进,房地产以及高耗能、高排放、落后产能类贷款劣化风险加大。

    盈利难度方面,首先是巴塞尔协议Ш带来的新资本监管要求的影响。尽管目前我国多数商业银行都已满足新的监管要求,但维持这样高的资本计提要求在短期内仍将抑制国内银行的信贷增长,有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盈利增长放缓,迫使国内银行加快转型的进程。其次是利率市场化的影响。预计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基本实现利率市场化,本币存贷款利率将基本放开管制。利率市场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银行存贷款利差的收窄。我国中小银行的收入结构更多倚重贷款,利差收窄对其的冲击更为剧烈,这是监管当局在推行利率市场化时必须要顾及到的。尽管如此,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必然过程。既要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又能把利率市场化冲击降到最小,关键就在于金融创新。

    第三个问题:鼓励创新应成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适度、可控的金融创新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经济金融变革和发展的不竭动力。这一规律并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出现而有所改变。

    金融创新不足严重束缚了我国金融机构竞争力的提升,不仅不利于为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而且不利于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汇率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创新能力是“十二五”期间金融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金融监管可以为金融创新提供更为宽松和健康的环境——

    首先,应当为金融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使得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有更大的“包容性”。

    其次,应为金融创新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第三,应为金融创新提供更为有力的引导,确保金融机构开发的金融产品符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与自身的风险控制水平相协调,遏制创新主体过分逐利的冲动。特别是要鼓励金融机构将金融创新引入风险管理,发挥衍生工具和证券化等创新产品风险“吸收器”和市场动荡“减震器”的作用。

 

关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五大背景

本报专家组成员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晓求

    我讲两个意思,一个是对明年经济的一些看法,另一个是对金融特别是明年资本市场的一些分析。我认为,2011年的中国经济应该是2010年复杂经济活动的延续。温总理说,2009年的中国经济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则是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实际上仍然在延续着这种复杂的态势。因为2011年以至于2012年都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年,其中有很多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叉、相互制约,同一方向的经济政策难以奏效。

    2011年至少有三对矛盾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发展:一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降低通胀预期。我们在关注通货膨胀的时候,也要关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要关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结构转型需要适当的外部环境,没有适当的外部环境,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的稳定增长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相对的均衡性。

    我对2010年宏观经济判断是乐观的、正面的。中国实现了10%的经济增长,CPI上涨3.3%,这种组合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全世界目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我们既要看到一些局部的变化,更要看到整体的趋势。

    二是结构与总量的关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对中国来说意义特别重大。我们目前的这种靠大规模投入维持经济增长的局面是难以为继的。我们需要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国民收入在三个主体之间的分配比例要调整。只有不断增加居民收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基础,才有动力和来源。

    三是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由以前比较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过渡到内外需均衡拉动的增长模式中来。现在政策的重点是,拓展内需,内需是未来一个时期政策的重点。拓展外需要从国家战略角度来思考,要从构造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这个战略来思考,有一个内外需平衡协调的问题。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2011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趋势。2011年中国资本市场会受到以下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或者说要关注以下背景的变化:

    一是市场背景。2010年中石油、工商银行两个中国最大市值上市公司的全流通,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真正进入一个全流通时代。全流通的市场对市场趋势和波动特征都会带来深刻的影响。2011年不可能出现2007年波澜壮阔的上升,也不会出现2008年无休止的下跌,大幅度、频繁波动是其基本特征,波动的周期会大大缩短。

    二是政策背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得非常清楚,2011年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2009年和2010年前十个月相比较,201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紧的政策,或者说是一个常态化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政策也应回归常态。这种动态趋紧实质常态的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产生重要影响,一定意义上说会给市场带来压力。除货币政策变动外,一些规则变化也会对市场带来影响,比如说巴塞尔协议Ш。

    三是融资压力。2011年融资压力会很大,尤其是商业银行。巴塞尔协议Ш对银行体系的资本金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业创新严重不足,只会在资本金上做文章。要求商业银行不断补充资本金,资产方没有创新,只有永远地扩张。这种状况既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商业银行的成长和风险的优化。

    四是增长背景。中国在2011年乃至未来若干年维持8%的经济增长,应该问题不大。这期间,我们不但要推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要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包括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的基本面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会使资本市场呈现出结构分化的特征。

    五是国际化背景。到2020年,我们要把上海建成新世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一个宏大的金融战略。到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实际维持了差不多100年的增长,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的同时,能较好地分散风险。这种金融体系之所以功能健全,之所以既能在全球配置资源,又能在全球配置风险,重要的前提是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和作为国际储备的美元。所以说,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很大的战略,其中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及跨越式发展。如果我们构建这样的金融体系,也至少可以维持中国长达50年以上的增长。当然,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短期困难,或者说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矛盾。控制通胀的目标,可能会要求我们对跨境资本的流动进行严格监管,但是,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它会给中国经济乃至资本市场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红利。

    2011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是大幅度波动,在波动中呈现出成长的趋势,总体上看是谨慎乐观的。

    

协调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稳物价三者关系

本报专家组成员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 苑德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任务,即要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这三方面的任务我用九个字概括,就是“稳增长”、“调结构”和“稳物价”。

    按照时间跨度划分,这三方面的任务既有长期任务,又有短期任务。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个长期目标;“调结构”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完成,也是一个长期任务;管理通胀预期“稳物价”,是针对当前物价上涨过快的现实状况提出来的,可以看作是短期任务,因为通胀率过高的情况不大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稳增长”、“调结构”和“稳物价”三者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要完成明年经济工作的任务,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操作,必须在三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必须协调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明年以至于整个“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都是一个“稳”字,即要追求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这里的“稳”包括三层含义:其一,既不追求经济的过高增长,也不使经济的增长率大幅下滑;其二,这种平稳较快的增长在一段较长时间内是可持续的;其三,这种增长是建立在质量较高基础上的增长,是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有机统一。在“稳增长”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我们摆脱GDP崇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日益强化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对经济增长的要求,是发展低碳经济的要求,是未来我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调结构”是“稳增长”、提高经济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生生不息的动力。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调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速。道理很简单:“调结构”的逐步推进,会导致一些传统产业和过剩行业的投资及产出规模下降,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尚不足以弥补前者带来的漏损,从而势必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目前,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只有3%,短期内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无法与传统制造业相匹敌。但是,“调结构”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是我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经历的“阵痛”,这个成本和代价一定要付出。不过,我们要把握好“调结构”的步伐和进程,要做到循序渐进,不能因“调结构”步子过急而导致经济增长率快速下滑。

    二是“调结构”与“稳物价”的关系。过剩产能不能吸纳货币,其不仅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加剧了流动性过剩。而“调结构”有利于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增加市场有效供给,壮大反通胀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调结构”是有利于“稳物价”的。反过来,由稳定的物价水平所构建的经济环境,也有利于“调结构”的顺利推进。价格是引导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优化的指示器。在通胀率过高、一些商品价格水平不合理的情况下,“调结构”势必受到阻碍,“调结构”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将大打折扣。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但“调结构”也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将导致一些经济变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经济运行秩序不正常,又会恶化“稳物价”的整体经济环境。

    三是“稳增长”与“稳物价”的关系。物价是衡量宏观经济状况的综合性经济指标,其总水平不仅是经济运行中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是否协调的集中反映,而且直接关系到民众自身的经济利益。物价涨幅过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稳物价”是我国明年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

    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物价上涨的因素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了。既有短期因素,又有长期因素;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既有现实因素,又有潜在因素。其中输入型通胀因素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成本推进,已经成为诱发我国通胀的主要和长期性因素,而这两项因素明年仍对物价上涨构成压力。从本轮通胀的主要推手——农产品价格的变动趋势看,上涨的压力也将长期存在。主要的原因在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使耕地面积减少;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原来农村的农产品生产者向大城市的农产品消费者转化,加剧了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失衡;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使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美元贬值和国际农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预期增加。从影响物价变动的国内外因素看,明年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很大,物价走势很不乐观。应该指出,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影响物价变动的很多因素,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力所不及的。比如,对输入型和成本推进型通胀,央行的政策工具无法施加影响。所以,没有理由过分夸大央行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作用,也不应把通胀的形成都归咎于货币的超发。毫无疑问,在管理通胀预期方面,央行作为货币当局负有重要使命,因为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引致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央行也要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力度,流动性闸门不能一下子收得太紧,否则势必影响到“稳增长”。在协调“稳增长”和“稳物价”的关系方面,央行应努力把握好三点:其一,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和贷款增量规模的合理水平。明年的贷款增量以7万亿元人民币为宜,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以17%为宜。在贷款投放量的季度配置上,不应过分拘泥于固定比例,应尊重企业根据自身生产周期对贷款的需求,给商业银行在不同时间段灵活决定贷款投放规模的自主权。其二,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流向“三农”和中小企业,以增加农产品供给,平衡农产品供求关系,稳定农产品价格。其三,和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共同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促进股市稳定,以提高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使股市成为吸纳流动性的重要场所,缓解通胀压力。今年,我国股市IPO融资全球第一,但指数涨幅在全球股市中却倒数第二,仅好于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希腊,股市的这种表现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极不相称。股市不能仅仅是把“圈钱”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但却使投资者得不到应有回报,通过股票投资增加财产性收入也不能仅仅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管理层应该充分认识到股市对吸收流动性、治理通胀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引导更多资金进入股市,从而达到既扩大直接融资、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又促进物价稳定的双重目的。

 

堵疏结合 科学管控流动性

本报专家组成员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宗良

    2011年控通胀是比较大的问题,我想针对这个题目专门说一下,当今情况下物价问题在某种程度毕竟跟过剩有一定关系,包括美国的宽松政策,像流水一样,水多了,不在房子上面体现,就要在股市上,不在股市也可能会在其他方面,最终会把有些地方浮起来。

    流动性概念,经济学对何谓流动性并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界定,人们往往把流动性与货币供应相联系。所谓流动性过剩,一般指货币发行总量明显超过经济运行的正常需求,这些多余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就有了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现象。一般可以用货币供应与GDP的比值来衡量,或者用M2增速与GDP增速的比较来衡量,如果M2/GDP超过一定的比值,或者货币信贷增速显著超过经济增速,就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

    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比较严重。近十年来,中国的货币供应(如M2)年均增速大约在18%左右,GDP增速与CPI之和为年均13%左右,货币供应增速超过经济增速5个百分点。尤其是2009年,M2增长超过GDP和CPI之和19个百分点。用货币指数(即M2/GDP)来衡量,1978年,这一比值仅为0.32,而到2010年9月,这一比值上升到1.8。

    我国流动性过剩是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被动投放,这是中长期因素。出于套利和避险的目的,仅今年我国贸易顺差、FDI与其他汇入资金三者合计在4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76万亿元。第二,货币深化,即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由金融抑制不断向金融深化转变,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在经济周期峰值上,货币投放基本与GDP增长率持平,在经济周期低谷上,货币投放则大大高于GDP增长。这种熨平经济波动的货币政策长期影响了M2/GDP的数值。三是短期信贷投放。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保增长,2008年末以来信贷超常投放,也是推升M2/GDP比值的重要原因。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流动性过剩发生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全球流动性持续宽松,美国QE2正在实施,并且不排除出台QE3的可能;欧盟、日本也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二是从国内看,尽管危机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对我国的冲击也很大,并且为了在建项目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信贷投放需要保持一定规模。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健康发展,需要多种政策手段多管齐下,管控过剩流动性,最主要的是要坚持“堵疏结合”,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堵”的方面,一是保持货币信贷合理适度增长,既要保证国民经济发展正常的货币需求,也要避免货币信贷增长过快。2011年新增货币信贷7万亿元左右较为合适。二是利率调节要适度有序,步伐不能太快。加息能有效抑制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但也会带来国际资本即“热钱”流入,加大外汇占款的被动投放,进而反过来对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增加更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平衡加息和热钱流入二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加强资本管制,增加外资金融交易成本,更加重视进口,不断减少“双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疏”的方面,主要体现在“用”上,一是鼓励资本流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大海外投资;二是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配合城市化战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和中小企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和领域的投资;三是鼓励和支持银行业的产品创新、丰富金融产品,为过剩流动性寻找稳定的可预期收益的投资途径;四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调整和优化金融市场结构。

 

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 坚持发展资本市场

本报专家组成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首先,我简单分析一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看,中国要解决好三件事: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胀预期。通胀问题很大程度上跟2008年应对危机时的政策调整,如大幅度的银行信贷投放和较高的货币量增长有关。这种高货币增长不仅形成了当前很强的通胀预期和较高的通胀水平,也存在经济结构的扭曲。这么高的增长,很多是以政府投资的方式,投到一些基础设施甚至商业化程度比较低的项目当中去。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问题,都与此相关联。决策部门也认识到这种情况,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基调发生了变化。政策发生变化的两个前提为:一是通胀绝对水平比较高,通胀预期也较强;二是经济增长面比较正面乐观,前三季度GDP增幅达到10.6%。这样,宏观经济政策就有了调整空间。

    展望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我曾经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形容: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标签没有变化,但内容要发生变化;稳健货币政策不但是标签变了,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关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标签从适度宽松变成稳健,内容需要怎么变化?第一,货币政策实施以后,货币条件和货币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近几年看,银行信贷和货币这两个指标增幅是比较高的,比如上个月M2增长超过19%。我认为,银行信贷增速应该从18%降到15%或者16%,M2增幅也应降到15%左右。第二,稳健货币政策工具也要进行一些调整,或者侧重点也应有一些变化。从前期的央行货币工具使用情况来看,主要还是对流动性进行管理,采取央票直接回收流动性方式。对于价格型工具如利率汇率的使用则比较迟疑。价格形成工具在使用中有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从有效管理通胀预期来看,我们未来还是要增大价格型货币工具的使用,因为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利于减缓群众的通胀预期。我判断2011年上半年应该有一到两次的加息空间。

    关于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仍然要保持积极,但是内容要发生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像2008年那样只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而要致力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财政政策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调整补贴等方式来致力于削减中国的贫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二,通过财政政策包括贴息、减税等方式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拉美陷阱”现象。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如阿根廷、秘鲁的人均GDP非常高,阿根廷最高达到人均GDP8000多美元。为什么会出现“拉美陷阱”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在经济中占比非常多,吸引了各种外资。第二就是国内贫富差距非常大,贫富差距大了很难形成持续消费,这跟中国有相似之处。我们应该通过财政政策调整,使得中产阶层得到培育和壮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产阶层既是社会进行各种创新的主力,也是社会消费的主力。没有中产阶层,社会发展就很难具有可持续性。

    关于明年金融业的发展。第一,要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从上世纪90年代说到现在,仍然是任重道远。关于利率市场化的路径,有所谓“四先四后”,“先外币、后本币,先大额、后小额,先农村、后城市,先贷款、后存款”的说法,但是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民币存款利率上,这是利率市场化的焦点。利率市场化肯定要推进,但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如果金融机构利差出现大幅度收窄,将使得金融风险增大,进而影响到我们宏观金融稳定性。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个观点,即保持银行合理利差成为保持金融稳定的一个措施。尽管如此,我认为,利率市场化还是应当继续推动。毕竟金融业也是企业,企业应当是自主定价,这样才能够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我想对推动利率市场化提三点建议:一是要按照区域进行试点,二是要按照存款种类进行利率市场化,三是要分金融机构进行试点,一些公司治理比较好的机构率先进行利率市场化,建议选取一些比较小的机构,像村镇银行、城商行等。

    第二,发展资本市场非常重要。明年应该是中国资本市场大发展之年。为什么要发展资本市场?有三点原因:一是在解决中小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方面,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有效性会更强一些。二是由于我们是银行信贷主导体制,所以银行放贷会直接形成M2增长。但是直接融资不会导致M2增长,因为直接融资其实没有货币派生和货币创造功能,这些融资不会导致M2高速增长,所以就不会增加通胀压力。三是发展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有利于中国房地产调控,可通过提供更多投资渠道,分散和吸引投资性购房需求,有利于房价合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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